「新聞與創傷」相關國內文獻

感謝創傷研究群的靜蟬幫忙整理國內目前有關創傷與新聞的議題，未來將持續整理國外文獻，最近黃哲斌先生登高一呼，讓產官學界對置入性行銷有更積極的行動，這對飽受創傷的第一線新聞工作人員來說，真的是件好事與功德，除了置入性行銷，各式商業或非商業目的買賣時段的行為，其實也應該做一次總檢討，影響新聞工作流程的不當因素移除後，我們才能要求記者有為有守。

「新聞與創傷」相關國內文獻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譯）（2005）。《衝進新聞第一線：帶著報導，活著出來》。台北：商周。（原書IFJ, 2004. Live News: A Survival Guide for Journalists.）
簡介：於1926年創立的「國際記者聯盟」（簡稱IFJ），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記者組織，其成員遍布全球一百餘國，會員數超過五十萬人。透過與各國獨立自主的記者工會合作，IFJ已發起各種捍衛新聞自由與社會正義的國際行動。IFJ的基本精神在於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或差別待遇，並譴責把媒體當作遂行一己之私或一言堂工具的行為。IFJ主張政治、文化的自由，並捍衛工會與基本人權。IFJ是一個能藉由聯合國系統及國際工會運動，為記者發聲的有力組織，長期支持著全球各地的記者及其組織，爭取記者個人或工作權利，並成立了「國際安全基金」，以提供記者人道支援。IFJ每三年舉辦一次全球年會，在此會議中決定IFJ的政策與工作目標，平日運作則由位於布魯塞爾的祕書處總部執行，並由大會所選出的執行委員會領導。
近年來，IFJ積極致力於記者安全議題，除了組織調查委員會，主動關注全球各地的記者遇害事件，整理發表各種調查報告，以反映記者工作安全的現況與實貌，並於2003年，與國際新聞學會、幾個新聞自由團體、國際媒體與新聞工作者協會，一同成立「國際新聞安全學會」，以促進新聞工作者的安全訓練、建立相關資料。在IFJ的努力與奔走下，包括美聯社、BBC、CNN、ITN和路透社等國際大型媒體，已逐漸了解記者工作安全的重要性，並建立起相關的安全準則。不過，IFJ不以此為滿足，更進一步致力於衝突地區當地記者的安全保護，在阿富汗、巴勒斯坦、以色列等戰火連年的地區，開辦安全訓練課程。由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所翻譯的《衝進新聞第一線：帶著報導，活著出來》，就是IFJ為了讓更多得不到安全訓練與設備資源的記者，學習自我保護而編寫的出版品。
網址：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08355


陸逸馨（2008）。《在筆鋒之外─記者採訪災難後的心理衝擊》。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簡介：此深度報導關注新聞記者在報導災難後的心理調適問題。就醫學角度而言，新聞記者有可能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憂鬱症」、「濫用藥物」等其他心理問題。先前有許多文獻曾經探討新聞記者在報導戰地消息、或是目睹其他人類悲劇，如「911事件」時，產生以上疾病的情形。 當災難發生時，新聞記者同時扮演許多角色，觀察者、歷史的見證者、或目睹其他受難者的一位普通人，甚至有時記者本身也是受難者。記者應有所警惕和認知，如此不僅新聞記者們可以在災難中保護自己，同時也可保護其受訪者。 相同事件會對不同人造成不同的心理反應，此研究將探討相關因素如何導致情緒上之衝擊。透過許多資深記者分享之前親臨災難現場的過程，此篇深度報導將呈現當前記者如何調適複雜情緒、發展因應策略、和心理防衛機制。此外，本文也會討論相關風險因素、重複暴露於災難現場的心理衝擊、和台灣有哪些資源可供運用。
網址：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9zZHd/record?r1=1&h1=2


熊迺祺（2008）。《新聞記者遭遇職場暴行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簡介：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每年統計全球新聞從業人員傷亡數字，1986年83名記者殉職，發生「911」事件的2001年殉職記者103人，2004年117人、2005年147人、2006年167人，2007年175人、2008年109人，2009年1月已有10名記者被殺害。在國內，記者遭蓄意攻擊傷亡個案不多，但被告或騷擾恐嚇情形屢見不鮮。 本研究採質性深度訪談研究法，在2008年9月至2009年4月訪談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等4都會區各2名曾遭遇職場暴行的現職記者，他們分別服務於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及聯合報等4家不同平面媒體，研究發現如下： 一、類型與成因：新聞記者遭遇職場暴行的類型以司法訴訟及電話騷擾抗議恐嚇居多，肢體衝突、黑道威脅恐嚇、上級言語暴力及同業欺負等暴行也常見；年輕女記者可能遭遇性騷擾或要求交往等暴行。暴行原因大多是不滿報導內容或不滿負面行為被報導，有時會為了表明自己清白或了解消息來源而施暴；疏忽會導致連串職場暴行，而跟蹤採訪曝光後易生嚴重肢體衝突。 二、情境因素：新聞記者職場暴行常發生在新聞見報後，先電話抗議或恐嚇後才提告。記者接到恐嚇騷擾電話時，常稱自己電話被監聽或有錄音來嚇阻對方穢語，若耐心傾聽抗議電話並避免挑釁用語刺激，可防止衝突擴大。群眾運動現場氣氛被政治語言挑起後，記者容易被盲從失控的民眾誤傷，而報社立場若被認為與群眾對立，可能引發衝突。施暴者除當事人與親友外，社經地位較高者或政治人物，常會認為報導損及利益而提告，報社要求鉅細靡遺報導細節、姓名，會增加遭遇職場暴行機率，但採訪態度良好可減少發生機會。司法警政（社會）路線記者最易遭職場暴行，北部主跑司法檢調路線記者遭遇頻率比中南部司法警政路線記者高。社會記者遭遇司法訴訟、電話騷擾等各類職場暴行的比例超過六成。首度遭遇職場暴行的時間集中在擔任記者數個月至兩年。職場暴行與採訪路線及新聞屬性關係最大，也與閱報率及當事人是否接受採訪意願有關。 三、創傷後壓力症候及調適之道：記者遭遇職場暴行後普遍出現失眠、焦慮、擔憂衝突擴大或再度發生症狀，有時會夢到施暴過程，遇上與施暴者特徵相符人事物會嚇一跳，更怕見到對方或回到衝突現場，若碰上工作壓力，壓力會更大，若報社支持，壓力能減緩，施暴者若是採訪單位，記者會擔心未來會跑不到該單位新聞。通常，記者遭遇職場暴行後不告訴家人，但會擔心施暴者騷擾家人。專心工作轉移注意力或運動爬山是常用壓力調適方法，向人傾訴則是最好的調適之道。 四、預防暴行方法：新聞記者都有一套避免遭遇職場暴行方法，除採訪時察言觀色、態度自律，站對位置及選對時機採訪拍照，避免在採訪現場落單、減少對採訪對象的刺激，把可能被群眾誤認立場對立的公司標誌拿掉，都是避禍方法。報導時公正不虛構偏頗，注意平衡及遣詞用字，不揭露新聞事件當事人全名，都是方法之一。各報社均未主動指導記者如何避免職場暴行，但在暴行發生後會關懷並提供法律諮詢協助，記者避禍方法全靠自己在錯誤中學習或同業與前輩經驗傳承。 本研究建議有八點：（一）加強媒體與記者新聞自律。（二）加強記者專業及法律素養。（三）強化記者受暴經驗交流。（四）強化媒體風險管理。（五）媒體增設心理諮商師。（六）推動記者證照制度。（七）媒體、記者及民眾再教育。（八）媒體要重視新聞記者工作壓力與職場暴行相關課題。
網址：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9zZHd/record?r1=1&h1=1


李惠仁（2009）。《紀錄片：睜開左眼》。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作品創作報告。未出版。
簡介：《睜開左眼》真實紀錄了國內四位電視台記者太短又太長，太急又太慢的職業生命。都說記者是無冕王，其實他們像乞丐般一整天蹲在特偵組前面，只為乞求一個不到5秒鐘的約談畫面；或者配合業主拍攝美美的業配新聞。對於一個擔任15年把最精華的人生歲月都給了新聞工作的電視新聞攝影記者來說，究竟「什麼樣的事物是生命當中最重要的註腳」？長久以來，觀眾所看到的電視新聞都經過了不只一道的壓縮與過濾，事件真實的樣貌當然是難以窺視。不過在這部紀錄片當中，我們清楚看到了目前商業電視台無法避免的「業配新聞」究竟如何產製？而這些站在第一線見證歷史的攝影記者們又是怎麼面對？如果我們把電視媒介生態當成一幅拼圖，那麼「電視新聞攝影記者」與「新聞產製過程」無疑的是兩片重要的拼圖，而紀錄片《睜開左眼》就剛好適時的把這兩片拼圖擺到他應有的位置上。
網址：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9zZHd/record?r1=1&h1=0


許瓊文（2009）。〈新聞記者採訪報導受害者應面對的新聞倫理：多元觀點的論證〉，《新聞學研究》，100：1-55。
簡介：新聞記者喜歡追逐採訪受害者與家屬，無視於二度傷害與新聞倫理，常常受到輿論批評，而記者應該如何採訪受害者與家屬才能避免二度傷害，符合新聞倫理？本文發現一般新聞倫理理論所提倡的目的論（teleological），在訪問受害者的情境中是有問題的，在深度訪談受害者並與心理、社會、法律與新聞從業人員進行焦點團體後，本文建議增加採用傾向於義務論（deontology），及現代康德主義中尊重自我決定為採訪受害者的倫理哲學基礎，發展出符合情、理、法的採訪原則。
網址： http://mcr.nccu.edu.tw/


王靜嬋（2010）。《「社會支持」模式於新聞從業人員採訪創傷新聞事件後壓力調適之關係初探》。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簡介：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國內新聞從業人員在採訪創傷新聞事件後，是否亦間接地受到 創傷壓力所影響；又，社會支持與記者的創傷壓力調適有何關聯；而至今國內新聞界在記者創傷議題這部分的認知與作法處於何種階段。在研究方法上，採用質化的深度訪談法，訪談了包括文字記者、攝影記者以及主管職位等13位國內電視新聞從業人員。
研究結果發現，普遍而言，國內電視新聞從業人員所承受身心壓力都較一般人來得高，而部分曾經採訪過重大創傷事件或創傷受害者的記者，更可能經歷深層的創傷壓力徵狀，包括侵入性回憶、逃避、高度警覺等。另外，部分受訪記者對創傷新聞事件的反應冷靜，可能源自記者良好的心理建設，但仍有記者是因為同儕壓力、尋求榮譽感或生計壓力等原因，而必須表現勇敢、甚至漠然，此亦可能為創傷壓力反應的一種。容易造成記者創傷壓力的新聞事件主要包括兩類，一為重大災難，一為看似平常、但可能對個別記者影響深刻的普通新聞事件；而易造成創傷壓力之新聞事件特性包括事件本身的嚴重度、記者深入了解新聞故事、與記者關係密切的人成為新聞主角、具情感張力的畫面。最後，個性、性別、路線、職位、電視台定位等變項可能影響記者是否容易面對創傷事件並受創傷壓力所影響。
接著，研究發現記者主要以「自我調適」與「尋求社會支持」兩種方式來應對可能承受的創傷壓力。在自我調適的部分，受訪記者以「娛樂」以及「重新定義生命或工作價值」的方式，來調整自己的狀態。在尋求社會支持的部分，首先，不若國外文獻對同儕支持的全面推崇，國內記者認為同儕支持主要能夠滿足資訊層面，但對同儕支持所提供的情緒支持仍有遲疑，可能與國內新聞圈的競爭激烈有關；第二，記者認為新聞組織能夠、也必須提供全面的物質支持與資訊支持，但由於現今不論是第一線記者或新聞主管，對記者創傷議題仍不熟悉，因此大部分受訪記者對組織是否能提供情緒支持採保留態度；第三，國內電視記者已不排斥尋求專業支持，但這方面的資訊相當缺乏；第四，雖然記者在擔心傷害家人的情況下，對家庭較不提及自身所承受的創傷壓力，但家庭仍提供了記者深層的情緒支持；第五，宗教支持為國內記者能夠舒服地吐露自身壓力的管道，提供了全然的情緒支持，此為國內新聞脈絡較特殊之處。
再者，國內新聞界雖已開始對記者創傷議題開始有初步的認知與作法，但整體的普及度與實行度仍不高。本研究在理解國內情況與參考國外各新聞組織的作法後，對國內新聞界在記者創傷議題可能能夠努力的方向，提出了若干建議。最後，亦在思考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後，對未來學術研究提出幾點建議。
網址：http://thesis.lib.nccu.edu.tw/cgi-bin/cdrfb3/gsweb.cgi?o=dallcdr

創傷與新聞自學專區

政大的伺服器因為整修工程常常出錯，所以在此附上達德新聞中心的連結，但是文章出現的速度會比較慢，還請見諒。

政大連結請按此

達德中心連結

前言悲劇與記者

自學單元一新聞與創傷

自學單元二報導恐怖主義

追風的記者

凡那比侵襲台灣，這次是扎扎實實地衝向台灣，跟莫拉克相似的路徑又把雨量帶進東南與西南部，淹水的速度令人驚訝，我一方面擔心太麻里流域跟大武，用簡訊跟幾位朋友保持聯繫，一方面不停跟住鼓山的阿姨密切通話，星期天（9/19）中午過後，我打電話問阿姨一切可好，她說雨很大，但是一切還好，等到傍晚水就淹到肚臍高了，因為擔心的人多，也就盯著電視不放，整個週末看下來，我又忍不住替記者們抱屈了！



記者颱風天出門採訪，把最新的狀況告訴守在電視機前的觀眾，冒著危險與身體的不適（想想看強風、豪雨與泥濘的水淹到胸口的感受），實在是值得敬佩，電視機前的觀眾，有的人是有家人在危險區域，有的純粹關心風雨到底多大，記者的資訊便很重要。觀眾大概也習慣了記者會來一些個人秀，尤其瘦小點的記者會被風吹著跑，會驚叫連連，但是這些記者（或是他們的長官）可能覺得這樣還不夠看，所以希望風要更強一點，雨要更大一點，浪要更高一點，最好觀眾看到下巴掉下來，所以就導致記者更苦命點。（以下案例來自不同新聞台）



有一則新聞，某台女記者跑到陽明山上的一處停車場現場報導風雨有多大，風雨當然大囉！在那麼高的山上，四處又很空曠，這則連線就看著記者被風吹著跑，雨打到身上的可憐模樣後，就把現場又交還主播，主播也不免憐憫一下在外的記者，並向觀眾吹捧自己的團隊有多辛苦、認真與專業。我的疑問是風雨真的很大是沒有錯，但是報導停車場的意義到底為何？裡面也沒有遊客，也沒有可怕的自然災害，只是為了看記者的風雨秀嗎？



另一則新聞，在花蓮，那風真的是嚇人，吹的那個記者足足蹲在地上好幾分鐘，也看得出記者真的是站不起來，記者蹲太久，到後來全家都跑到電視前面品頭論足，最後父親發言了，那個記者為什麼要躲在那麼不安全的地方--是輛車子跟建築物間的風洞，風看起來明顯大很多，父親開始建議：要不就整個人到車子旁邊去，要不就是到建築物這一側。沒錯，我們的記者就是追風的記者，同樣一個區域，就是要到那個風最大的地方，即使那裡沒有人會故意走過去，因為一看就知道不安全，記者還是得過去，不然畫面上就輸人輸陣。



接下來這則新聞，應該是較高境界了，在高雄，這個記者把自己暴露在危險的街頭，也可能是因為現場有高樓強風的關係，那一區真的特別危險，旁邊已經有倒的亂七八糟的招牌、鐵皮、樹枝等等，反正一看就不是安全的地方，這一趴記者沒事，下一趴我已經聽到主播說，那位記者受傷了，當然也再次稱讚記者的專業。



最後這個案例，我只能說到達這個地步，記者應該是可以功成身退，可惜是住院收場，有位攝影記者為了採訪在路邊不支強風的機車騎士，不小心跌了一跤傷到肋骨，好像有氣胸的現象，講話有氣無力，但還是要接受自家記者的一連串訪問。電視台為了稱讚記者們的敬業，就把他當時拍的拍攝帶直接播出，就看到文字記者看到騎士趕快衝上去訪問，嘴裡還不停催促提著笨重攝影機的攝影記者快一點，大概就在這個時候受傷的。

這四個案例剛好說明現在的惡性循環：（一）風雨一定要大，管他那個地點有沒有人住，是不是荒郊野外，或是因為特殊地形形成，只要可以把記者吹到不支倒地即可，再這樣下去沒多久就會有記者在颱風來臨前夕登玉山，颱風來時再展現當地的疾風惡雨；（二）記者一定要倒，最好是可以現場演出逃生記，爬的、跪的、坐的、躺的都沒關係，就是要讓人為他捏把冷汗，如電影般的情節；（三）記者受傷，記者也是人，這樣在風雨大、環境惡劣的地方很難全身而退，一見血光，新聞室就會開始大量露出，一再重播當時的惡劣情境；（四）記者變成受訪者，因為太過嚴重反而變成被採訪的對象，新聞室會開始做花絮，英雄化記者的採訪行為。

但是，記者一定要冒著樣的危險嗎？日本災難與媒體之行時，採訪NHK的播報局的災害中心，資深記者入江小姐提到，NHK不允許記者去海邊拍海嘯或是危險的海浪，因為他們勸民眾不要前往，當然不能自己先給不當示範，這讓我想到台灣的記者在風雨中，聲嘶力竭的呼籲，請民眾不要接近這些危險地區的荒謬。難道NHK就不拍嗎？當然拍，他們在晴朗的時候必須去找安全的制高點，可以拍到海岸邊的情形，要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逃生或是相對安全的地方，若是海嘯侵襲的地區，就只能以無人攝影機代替，因為記者的生命是無價的，NHK不能再忍受像雲仙岳火山爆發時記者不幸罹難的事件發生。

在台灣，都是要發生一件事情，同樣案件才不會發生，而類似的案件還是會層出不窮，例如：平宗正事件並沒有帶來多大的警惕，因為那只是分洪時候發生的慘劇，下次採訪分洪要特別留心即可，新聞室主管或記者很難聯想到採訪颱風也會有類似的情形，所以必須避免記者不必要的涉險，而記者因為跑新聞心切，也常常忘記自身的安危。這是需要平時討論與準備的，就像地震來了要躲哪？必須依據所在地的不同，討論要如何保護自己，選擇相對不危險的地方避難，而不是地震來了才慌成一團。每個新聞室都要有採訪天然災害的守則，並在平時與記者一起演練與討論，可能會發生哪種狀況，如何趨吉避凶。最重要的還是新聞室要尊重記者的勞動權益，記者要居安思危，不要逞一時之勇，留下遺憾。

小心！三颱共舞變成群魔亂舞

三個颱風一口氣逼近台灣，電視新聞豈能錯過這個新聞熱點，其中一個讓民眾警惕與驚恐的作法，就是把歷來有三個颱風逼近台灣的資料片再細數一遍，這無可厚非。但是把這些歷來災害的受害者資料檔案，再拿出來哭一次，就未免太不厚道。今天晚上剛好看到一則新聞，講到過去曾經有三颱侵襲台灣，造成土場部落十多人罹難，記者就把受害家屬的哭聲當成開頭五秒的吸引觀眾的現場音，這位家屬大概好不容易恢復正常生活，可能還對颱風也是十分的敏感，記者的粗心大意、不夠體貼，可能會對家屬再造成傷害。提醒記者們，使用資料片時要特別的小心，醫院的資料片不要數十年不換，冬天夏天衣著分不清楚已經是小事，清楚的影像讓就醫者隱私盡失，甚至有的就醫者可能已經不在人世，徒讓家屬悲傷，有關死傷案件的新聞資料片更是要三思而後行。清大溶屍案洪姓主嫌假釋出獄，某電視台就在主新聞後加個小專題，把整個事件「複習」一遍，包括死者家屬當時崩潰無法接受事實，與在法院中的泣訴又重新上演，更諷刺的是，新聞末記者還加上一句，洪姓主嫌的假釋出獄讓受害家屬的傷口再度出現裂痕，殊不知電視新聞室的這個新聞專題與記者的製作手法也會讓受害家屬再度受傷。

災難與媒體--日本學習之旅（二）：Megaquake 阪神大地震十五週年NHK專題報導 I

這次日本進修行程受到太多人的幫助與鼓勵，與Megaquake的製作人近藤誠司Seiji KONDO的會面亦是一例，因為七月底的關西行，行程無法配合，只簡短問候寒暄並送了我DVD，我本已夠感激了，想不到KONDO先生竟然為了我特地從大阪直接到東京女大（我在東京的根據地），只因為他覺得我的災難與媒體的研究太重要，他的使命感驅使他必須北上接受我的訪談。


我對NHK阪神大地震十五週年專題Megaquake特別感興趣，KONDO解釋這部分花了三年的時間，一年半找資料，一年半拍攝，為了找資料他也成了京都大學防災情報科博士生，時時刻刻競競業業。這部片共支出日幣兩億，有三分之一的經費是在CG與visual effect，比起一般電視製作多花五倍的人力與資源，為什麼KONDO先生會想製作Megaquake呢？


他說阪神大地震死了6434人，只因為地震搖了15秒，你可以想像這15秒為何會如此致命嗎？沒有親身感受是無法感受到地震的威力，民眾有了real imag就是展開防災的第一步，電視新聞的工作就是要提供這樣當下的感受，KONDO在他的筆記本上寫著Knowledge是由書本傳授的，但是reality就是要透過電視螢幕，影像或是CG。閱聽人對災難有第一步real image的學習，會開始思考防災行為，遇到狀況才會知道該如何去幫助別人，也就是Megaquake的製作緣起。


台灣的媒體報導一向只注重受災的當時，對於平時防災，災難時減災與災後復原毫不重視，他認為這樣的作法只是報導Fact，但是這樣的報導對災民幫助有限，也只會在報導悲傷與sensationalism上打轉，媒體應該開始思考報導Message，也就是報導這樣的現象有何意義，又有哪些可能的解決方式，Message後才會讓民眾開始有mind，對災難有所警覺，思考防災措施，最後就會行動Action。


這時候可能有新聞工作者會問，我自己都不太知道這些防災，減災與復原的專業知識，又要如何報導呢？KONDO的建議是在職訓練，不斷地學習，他舉了自己2006年成立的KOBE虹會為例，這個成員有40人來自居民（people），行政官員（adminstrators），媒體（media）與專家學者（specialists and researchers），針對災難報導進行研究與討論，而且參與者互相對話，很容易找到問題點，每兩個星期一次討論，由成員輪流提出自己面對的問題或是現象，成為當日討論重點，四年下來對災難報導有一定的貢獻。


下一節將介紹KONDO先生主張的災難報導應是寄り添い的報導，也就是陪伴的報導。



充當翻譯的耀進學弟與KONDO先生（可惜太暗了）





與KONDO製作人合影於東京女子大學

日本記者無裝備挺進災害現場不幸罹難

日本埼玉縣秩父市發生解救山難者的直昇機不幸發生事故，機上五人不幸死亡，7 月31日日本電視台「日本テレビ」兩位記者在裝備不夠又沒有登山嚮導的情況下貿然登山採訪，在隔天被發現也不幸罹難，日本電視台社長與報導局相關主管都出面解釋當時任務派任狀況，但是檢警還是要繼續調查是否有不當派任記者登山採訪，當時警方已經要求所有記者自律不要貿然入山採訪，原本有嚮導的兩位日本電視台記者後來因為裝備不夠，被嚮導要求折返，想不到兩個人又在下山後自行前往而罹難。

我原本下週已安排前往日本電視台訪問有關災難報導，現在發生這個事件，希望他們不要臨時拒絕才好，我們台灣新聞學術與實務界也應該好好面對這樣的採訪情境，避免不幸發生。以下兩則照片分別來自電視螢幕與日本電視台網頁。

災難與媒體--日本學習之旅（一）：災難事件週年要做什麼專題？

八八水災快一週年，很多電視台或報社已經開始準備專題，或是九二一的專題，但是專題要做些什麼呢？去找災民做做現在的生活，找一下還沒有步上正軌的家庭，批評一下相關單位，台灣的媒體還能有什麼想像呢？

去年在八八水災的時候，我有機會到災區訪問第一線的記者們，主要是詢問他們的創傷經驗，這部分主要會投稿成期刊論文，而在我與記者對談中發現除了挺進災區、批評政府與災民故事，受訪的記者好像也不知道該做什麼了！到了週年更是今年都可以把去年或前年的專題拿出來播，反正也不會差太多，媒體到底在災難前中後可以扮演何種角色？如何從防災、減災與復原都能有所貢獻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在今年暑假來到日本，希望從多元角度來看媒體在災難中的角色與貢獻。

在六月底NHK有一部記錄小林村與日本地質深層崩壞的紀錄片，這種前所未見的深層崩壞，讓原本以為安全的地區，剎時間全村被崩壞土石淹沒，也提到目前學者專家如何擔心這種尚未被地質學完全瞭解的深層崩壞，可能會造成更大的災難，而地球居民的我們又應該如何應變。另一個NHK作品Megaquake由大阪放送局製作，從阪神地震談起到常見缺忽視的災難，其中的數位視訊後製呈現令人印象深刻。這樣的大成本與長時間的製作，台灣幾乎沒有，反而是日本的NHK來製作小林村的地質現象。為什麼週年專題不能有類似的精緻製作呢？

很慚愧地，再接觸防災資訊前，身為老百姓的我對地震時到底要躲哪都還不清楚，桌子下是好的選擇嗎？大型物件的旁邊是對的嗎？還是趕快下樓衝出去？來得及嗎？這些問題並不是簡單的是非題，而是個人平時就必須檢視自己家中的防震條件，討論出最適合的策略。地震發生後，哪裡有避難所？哪裡有食物？哪裡可以洗澡？哪裡有小孩尿布？台灣的媒體最多就知道哪裡橋斷路斷，這些資訊與防災措施都是必須平時做準備的，災難時再透過媒體持續播送，才能讓災民有所適從，也許我們的政府單位有努力，但是沒有把資訊透過媒體傳出去，民眾利用機會大減。為什麼週年專題不能提升我們的防災意識與提醒防災準備？

我並不是說災民故事就不重要，這次日本行我特別到NHK神戶放送局訪問，從1995年1月17日以來每年都會製作專題節目，其中一種便是災民故事，不過他們的災民故事是十五年來的連續追蹤，他們有100位與他們合作的災民，每個接手社會線的記者都必須知道這些人背後的故事，及過去NHK針對他們做過何種專題，除了記錄他們創傷後的成長，也長期觀察哪一種政府災難救助可能出現問題，造成災民無法正常生活或是重建住宅，所以災民故事並不是只有賺人熱淚，教災民重新去回憶當時家中的死傷人數，又如何無法忘懷他們。今年阪神地震15週年，NHK神戶放送局特別與關西學院大學的室崎益輝教授的研究合作，專門針對居民的心靈創傷製作報導，為什麼我們的週年專題就只能再讓災民哭泣呢？

八八水災即將週年，此外，921今年是第十一年，我也想看看台灣媒體可以有何想像製作週年專題？

作者前往NHK神戶放送局訪問

印尼新聞與創傷之旅（三）：訪問雅加達日報與印尼大學

這一天的行程是與教育者（educator）晤談，第一位見面的是The Jakarta Post的資深編輯Harry Bhaskara，他曾經參加達德中心的Ochberg Fellowships，所以對新聞與創傷有一定的認識，也認為是需要的。但是Harry提到他在報社裡所遭受到的阻力，多半是來自跟他同年紀或同等級的主管人物，他決定改變介紹創傷到報社的途徑，自願擔任負責新人訓練的工作，在員工訓練中加入介紹創傷的課程，並提供資源讓記者有機會深入認識創傷對新聞的影響。



Harry笑著說，他在等這些記者成熟，晉升到主管階級，這些人在當記者之初，就認識創傷對受害者、記者與社會的影響，這樣的影響會是一輩子的，等他們當長官，就不會再有記者會受傷就不是好記者的沙文思想，而是常態，要預防、要抒發、要注重的議題。


這些年輕的記者也不負眾望，他們會來尋找協助，當工作上遇到挫折，或是不知道自己的採訪方式是否有問題，他們會跟Harry會是其他記者討論，這樣的氛圍是Harry在遇到困難後，想出轉圜的方式而有的結果，以目前我在台灣推廣的情形，雖然我在衛星公會做過演講，卻都沒有人主動邀請我前往新聞室推廣，都要我自己推銷，所以這樣的氛圍可能尚未形成。


Harry今年就要退休到澳洲與在當地工作的孩子相聚，我趕緊問他這樣的工作會不會就停住了，他比較擔心的是新記者訓練工作也許會被刪減掉創傷的課程，他也急著尋覓可以接手的同級主管，他也相信這樣的工作是不能中斷，一定要把這個創傷素養如同電腦素養一般，深植人心。



下午是拜訪印尼大學的老師Zulkarimein Nasution (Lecturer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Facul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他並沒有獨特開一門課程介紹，而是散見他幾個課程中，挪出一週或兩週介紹創傷與新聞，與Nasution相談甚歡，因為我們都是注重創傷與新聞議題的J-school老師，討論的面向更廣，除了微觀的記者與受害者，更需要發展鉅觀的研究與規範理論，避免災難創傷發生時，沒有任何防救災與復原的策略。



我就開始跟Nasution提到我將在暑假期間到日本研究防救災與復原工作，希望未來在太麻里河流域建立防救災頻道，並提供災難資訊的識讀工作坊，與復原human renovation的工作，Nasution提議這應該是亞洲議題，亞洲在天災中受創極多，也發展出不少論述，值得集結與討論。





在這次訪談行程中，發現國際組織如UNESCO等對印尼的重視，協助他們成立許多草根團體與NGOs，讓印尼的新聞與創傷的論述，是進步許多，也能參與國際對話，爭取更多的支援，台灣也許不像印尼急切需要支援，但是在參與對話這方面卻必須積極參與。以數典計畫中的數位人權與資訊倫理來說，沒有參與國際對話，無論是在研究或是商業行為上都不斷被邊緣化，台灣人民的權益將不斷被忽視甚至犧牲。

印尼新聞與創傷之旅（二）：訪問AJI記者

3/27/2010週末終於可以見到辛苦的記者們，Dewi說我這趟取經之旅也算是他的orientation新生訓練，他一直謝謝我讓他有這個機會開始瞭解新聞與創傷這一塊，也因此，我能幸運地跟很多人談論這個訓練計畫，這一天，他安排的是記者協會AJI（The Alliance of Independent Journalists）的會員們跟我聊聊他們接受新聞與創傷訓練後的想法。AJI的成員是不分媒體類型，依我看來他們是比較年輕的一代，想法很開明，與下一篇會提到的老一代的記者很不一樣，對於新事務接受度高， AJI也是在一間老房子裡，正屋是一個義務律師的NGO，旁邊的小門走進去才是AJI，跟台灣的記協不同，和我上次跟Cait到印度新德里訪問的記協比較類似，記者們無論寫稿、放假或是閒著沒事都喜歡在這裡。經費也是此類NGO的普遍問題，門口簡單的布條也顯示他們一切從簡的風格。







星期六，還能找來四個記者與我對談，他們真的是把我當貴賓呢！比較可惜的是這次對談中沒有電視記者，這四位都在報社服務，下午見面的Surya則是廣播記者，他們分別是 Iman、Dian、Ratna與Agustinus，Dian參加的不是Dart Australasia與Yayasan Pulih合辦的訓練，而是另一個NGO（他忘記全名囉！）在南亞大海嘯後給予記者的的訓練，UNESCO也辦過衝突地區採訪重點的訓練，也可以看出很多NGO或國際組織對新聞與創傷的重視。

我將他們的經驗歸納成幾點，workshop開始他們的視野，因為新聞與創傷之間的關係，他們從未認知或學習過，都是在workshop中第一次學習到，會排斥嗎？他們與其他參與者的經驗是驚訝多過於排斥，因為他們是年紀比較輕的記者，很願意接受這樣的思維，包括對受害者的尊敬與對自己的保護，也體認到自己的新聞是會影響到很多人，但是他們也存疑，到底年長與編輯能夠接受多少這樣的想法。

另一個好處是他們開始建立同儕網絡，同樣參加過這些workshop的記者，較有凝聚力，也許在未來面臨重大災難採訪時，可以發揮自律的功能，至少，現在是彼此能夠分享採訪時的經驗。

這群種子學員也開始將這個理念傳遞到公司內部，下回會介紹Jakarta Post的資深編輯主任的計畫，公司同事並未有排斥的情形，雖說未能有徹底解決深層結構問題，但是受害人的權益與記者的情緒問題已經成為討論的焦點。




對於訓練的建議，他們都提到印尼的domestic violence多，所以每個記者都很難避免採訪天災人禍，包括：種族屠殺，宗教迫害，地震，海嘯，洪水等等，他們很希望有人可以針對這些種類或是大方向上製作工作手冊給他們參考，每一個步驟都能有建議，因為他們的採訪與蒐集資料的工作都是自行摸索而來，很多甚至是有錯的，但是沒有人可以協助他們，不管過去在學校或是在職場上。

另外的是他們都坦承需要一點情緒問題排解的技巧，比如說可以做哪些體操，可以盡量朝什麼地方思考，多久需要放鬆一下緊繃的情緒，如何轉移注意力在災難事件上，採訪前後可以做的準備等。總結來說，創傷素養與知識都是不足的或是未曾接觸過的，記者也希望能有這樣的資訊可以來幫助自己，無論是情緒上或工作表現上。


對於課程呈現上，模擬情境，角色扮演以及相對於室內講授之外，能夠有些動態戶外的活動，上張照片就是Dian參加的課程中，有一場戶外急救課程，他對此印象深刻，在facebook上也獨留這張照片。

還有一個是大家的共識，他們希望有資深記者可以來分享他們故事，如何面對創傷，解決情緒問題，並與新聞室協調的經驗。他們還希望能有一個hot line熱線電話，在遇到任何問題時，有可以立刻分享或討論的對象。

因為知道我主持了創傷新聞網，他們一致建議不能只在網路上做創傷與新聞的教育及宣傳，因為大多數的人沒有閒暇時間固定上網，也懶得找資訊，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面對記者，等到這些記者有基礎的認識後，網路資源就能接手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最後，Ida, Dewi 陪我一起去見在去年Dart Asia Fellowship認識的Surya,除了敘敘舊也問到在接受完訓練之後，他的工作情況， Surya是屬於中層主管，他必須份派記者工作，他說很難將所學的創傷知識與現實完全融合，他還是會要求記者要給一點衝擊較大的新聞故事，但是每做一次就會提醒自己一次是否太超過了，他也無法讓記者有公平的輪調機會，只能做一些補償或是激勵的工作，因此，Surya覺得自己並沒有做得很好，但是在我來看，他已經嘗試一些過去沒有做過的努力，也許不久的將來會影響更多人。

印尼新聞與創傷之旅（一）：介紹印尼 Yayasan Pulih

3/25/2010我戰戰兢兢坐上計程車，找一個連雅加達當地計程車司機也不是很清楚的住宅區，Pulih基金會就在其中一棟，要不是有一個布條掛在陽台上，我很難找到Yayasan Pulih，這就是今天的目的地，去年在Dart Asia Fellowship上正式認識這個久聞大名的基金會負責人Irma與成員Farida，也是Dart Australasia首先資助與目前唯一的亞洲創傷與新聞program，我一直很好奇在各種經濟條件上都比台灣弱的國家，為什麼會在2002年有一個基金會針對各式創傷事件受害者進行撫慰與治療，在2005年甚至開始注意到新聞與創傷，尤其是記者的創傷經驗與採訪受害者的注意事項，而台灣，在我的個人經驗與研究過程中，2009年88水災後才慢慢注意到這個議題。

我來Pulih主要是Cait推薦我在準備記者在職訓練前可以先來取經，Irma與Farida都已經離開，由Dewi負責幫忙安排這次的取經行程，第一天就是瞭解新聞與創傷的訓練課程（Journalism and Trauma Training），Dewi還特別把Frida找回來，他們的訓練一次進行兩天，一年大概有四次與五次的訓練，真是服務良好，不過Dewi坦承地說接了Farida的工作後，根本還沒開始訓練課程，因此，還是必須由Farida主講。為什麼印尼會對創傷如此重視，主要是印尼本身種族衝突、反叛軍與政府軍的對峙、恐怖主義活動、地震、土石流、洪水等天災人禍不斷，也因此有不少受害者，接受USAID的資助開始追蹤治療受害者，而為了避免受害者被媒體二次傷害，開始注重記者這一塊，也發現記者也有創傷的問題。

我的訪問目的就是瞭解他們的訓練課程，兩天的訓練課程包括：簡介新聞與創傷（opening and introduction）、記者的心理健全（psychological welfare of journalists）、同儕支持（peer support for journalists）、衝突與恐怖主義（introduction to conflicts and terrorism）、衝突與恐怖主義作為創傷與新聞的主題（conflict and terrorism as a trauma and news material）以及如何採訪倖存者與其家庭（interview surviors and family）。令人好奇的是，在台灣兩個小時的演講都常常沒人參加，Pulih如何一次召集20人並一次給予兩天的訓練課程，這事正在為台灣記者設計在職訓練時所面臨的困境之一。

Farida笑著說人都是靠記協的人脈拉來的，所以記者一點也不知道什麼是新聞與創傷，後來卻都對訓練課程很感興趣，因為他們在採訪受害者時的確是很有罪惡感，殘酷的血腥畫面讓他們難以忘懷，他們也擔心這是個人的問題而已，不知道受害者的心情與怎麼要求受害者接受採訪，不知道如何適當問話，不知道什麼是創傷，更不知道很多情緒上的問題可以事先預防，像台灣的記者一樣，新聞來就去採訪，採訪完就接下一個。沒有人仔細想自己的情緒不穩、腸胃不適、失眠、疏離、菸酒成癮甚至是家庭與情侶等人際關係出現問題，很可能就是因為採訪帶來的創傷造成的。

課程盡量以新聞案例作為討論題材，並讓記者先選擇他們感興趣的題材開始瞭解，Pulih所得到的反應都是正面的，雖然也有認為不當採訪受害者都是媒體內編輯台的要求與媒體間競爭的問題，記者能做的有限此類的說法，不過，在認識採訪時可能受到的創傷與避免的方法十分受用，印尼新聞與創傷之旅的第二站，就是要訪問受訓過的記者的想法，待續......

2009年有71位記者不幸喪生

紐約時報在2/16發佈一篇新聞「2009年創下記者死亡人數最高紀錄」（Record Number of Journalists Killed in 2009 ），這是30年有紀錄以來最高的死亡紀錄，光是菲律賓民答那峨島的政治暗殺就有29人喪生，中國大陸則有24位，伊朗23位，這還不算那些還在羈押或坐牢的記者們。
這對台灣來說好像是外星球的事，民答那峨島的事一發生，我沒有足夠的行動力可以激起輿論，至少像菲律賓辦事處表達關心與震驚的立場，前年底的零八憲章，一位法國學者不斷地問我在台灣激起什麼樣的漣漪，當時除了幾篇聲明我卻找不出更多關心的言論與行動，人權是全世界的事，沒有人可以自外於其中，希望新的一年，我能更有行動力，召集更多的人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