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為您做什麼？赴日採訪的記者們。

3/15這天，記協、聯合報記者問我記者赴日採訪，需要注意什麼事？討論的議題中，有些是擔心他們的安危，有些是擔心他們把台灣一窩峰採訪的習慣帶過去，所以我趕快加上一些FYI給赴日採訪的記者們，也想再強調一下，從事「新聞與創傷」研究，尤其是記者創傷這部分，接受過很多質疑，例如：不認同記者會有創傷，或有創傷又怎樣，還不是要做新聞，或是台灣又沒有戰地記者或是頻頻有大型災難，受創的機會也小，這樣的研究與在職進修是否必要，也趁著這個機會說明，新聞人員為什麼需要認識創傷，接受創傷素養。

311地震發生後，很多記者通日文的、略懂日文的甚至不懂的，一律趕鴨子上架搭時間最近的飛機到東京去，這些人可能也沒想到，竟然要去採訪這麼重大的災難，也可能臨時才想應該帶什麼東西？電池、口罩、基本的飲食與水、雨衣、雨傘、採訪裝備、手電筒、免洗衣褲、衛生紙與濕紙巾、可以走泥濘的鞋子、通訊設備等。這不是個選擇題或填充題，而是必須視情境而變的申論題，我長期合作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達德新聞與創傷中心，邀請日本資深環境記者撰寫如何報導日本311災難的指南，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為了採訪福島核電廠的危機，提醒記者必須攜帶5至10人份的碘化鉀（potassium iodine capsules，台灣又稱碘片），份量要一個月左右，因為除了自己使用，還要給司機與日文翻譯，記者因為會使用部分救援物資，例如：水或食物，也可以將碘片當作回饋。記者也不能忘記攜帶止瀉劑（Imodium），避免因為衛生條件不佳而引發的腹瀉， 為了避免屍臭味，也可以帶清爽味道的鼻腔吸入器或凝膠（nasal inhalant or gel），避免過度暴露在屍臭味的不適，快速消磨自己的士氣。

採訪此種災難情境的事前物質裝備也能減少記者的心理壓力，試想如果我是赴日採訪的記者，我會擔心什麼？我會擔心過度暴露在輻射災區，是不是會身體不舒服，會不會有病變，會不會影響我生小孩，只戴口罩、穿雨衣與撐傘的簡單裝備下，大概暴露幾小時就會有危險，跑到鋼筋水泥屋就可以嗎？沖水就可以洗掉大部分的輻射嗎？問題雖不專業卻是我最想知道的，這已經讓我擔心到會影響日常生活了！回到台灣後，有人會幫我檢測輻射量嗎？後續的醫療檢測費公司會幫我付嗎？要是發生狀況，我會得到什麼補償？試想這些答案都沒有人可以告訴我，也沒有人管我的後續健康狀況，我會多麼孤立無援，這樣的不快甚至是創傷的經驗會如何影響我的工作與生活。

針對記者創傷的研究，希望記者能做好物質與精神層面的準備，因為新聞室可能隨時把記者丟到一個未知的、危險的境地，有充分準備的記者才能有彈性（resilience）面對任何挑戰，發揮創造力解決困難。記者復原力強也能持續穩定工作，有創傷素養的記者也比較不會追逐受害者，報導面向也會傾向資訊性而非感官性，對整體災民的減災與復災有所幫助，進而讓受災社區與個人都能創傷後成長（post trauma growth），對非災民則是提醒備災與防災的重要。

瞭解事前準備的重要，接下來要討論的是赴日記者的採訪困境，台灣記者各顯神通到受災區，受陷於嚴格的管制，多半在尚能與外界聯繫上的災區進行採訪，其實也就是採訪一些比較表面的題材，例如：警報聲突然響起，記者跟著跑的緊急狀況，地震與海嘯摧殘災區的畫面，或是到避難所拍攝災民，在東京的就是拼了命的追著留學生、台僑生活或是報導限電與交通減班的不便，再誇讚一次日人的排隊文化，卻沒有人報導這樣的應變措施背後的含意。記協也曾問我一個問題，記者要怎樣在日順利採訪，我那時建議記者要趕快與當地外國記者聯誼會取得聯繫，有充分資訊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例如：裝備與安全區域的資訊。而達德中心在3/14的指南中，更是鼓勵記者參與日本政府為外國記者準備的行程，是另一個可以安全抵達災區的方式。也許競爭意識較強烈的媒體可能會排斥這樣的安排行程，但是在不影響救災與侵擾民眾為主要考量，是值得媒體有所犧牲。

而記者到日本採訪的意義為何呢？在台灣，如果挺進災區是新聞室最關切的，那日本這次的災難呢？記得波灣戰爭時，當時輿論與研究都批評台灣都是美國觀點，台灣無法派遣記者常被認為是原因之一，這次日本的災難，記者可以前往採訪，為何不去呢？我的淺見是新聞室應該思考，派遣記者到日本，做的東西跟外電有什麼不同，派遣記者來到災區是想要傳達什麼訊息回台灣，想做哪些台灣觀點的新聞，對台灣的防災工作或是其他面向有幫助。如果只是要一大堆感人的故事，跟外電有何不同？要是沒有不同，為什麼要打擾災民，不得已使用災區的食物與水、石油等，更糟的是，惡性競爭害的記者為了生出獨家，必須做出一些連自己都覺得不妥的行為或新聞，違背自己意念不說，還要受到輿論批評，雙重傷害。

回到本文的出發點，可以為這些赴日採訪的記者做些什麼（包括平面與電視）？採訪災難的事前準備還可以亡羊補牢，請記者參與文後連結，而現在可以做的，我的淺見是記協或衛星公會可以協助安排記者的保險、建議或規劃避免惡性競爭的採訪限制（例如：完全遵守日本的採訪規定），歸國後的輻射檢測，減少創傷的社會支持系統或醫療，可能的職災賠償等。最後，我希望新聞室與記者能開始關切記者創傷這個議題，在記者強者文化（macho）下，承認創傷就是弱者，或是不適合當記者的思想應該轉變，面對每一次的突發狀況，無論是車禍、犯罪，或是天災等規模大小不同的事件，要預設情境做好事前準備；善用社會支持系統抒發創傷壓力，例如：宗教、同儕協助、家庭、醫療；記者本身有創傷素養與復原力，便能以復原力與成長為目標報導新聞，減少無意義的恐慌與恐怖報導。


如何採訪創傷新聞相關連結：

創傷與新聞自學專區
http://dartcenter.org/search?page=5&keys=online%20learning&x=24&y=15

Guide for Reporting the Japan Quake
http://dartcenter.org/content/guide-for-reporting-japan-quake

Japan's Triple Disaster: Resources for Journalists
http://dartcenter.org/content/japans-triple-disaster-resources-for-journalists

印尼新聞與創傷之旅（二）：訪問AJI記者

3/27/2010週末終於可以見到辛苦的記者們，Dewi說我這趟取經之旅也算是他的orientation新生訓練，他一直謝謝我讓他有這個機會開始瞭解新聞與創傷這一塊，也因此，我能幸運地跟很多人談論這個訓練計畫，這一天，他安排的是記者協會AJI（The Alliance of Independent Journalists）的會員們跟我聊聊他們接受新聞與創傷訓練後的想法。AJI的成員是不分媒體類型，依我看來他們是比較年輕的一代，想法很開明，與下一篇會提到的老一代的記者很不一樣，對於新事務接受度高， AJI也是在一間老房子裡，正屋是一個義務律師的NGO，旁邊的小門走進去才是AJI，跟台灣的記協不同，和我上次跟Cait到印度新德里訪問的記協比較類似，記者們無論寫稿、放假或是閒著沒事都喜歡在這裡。經費也是此類NGO的普遍問題，門口簡單的布條也顯示他們一切從簡的風格。







星期六，還能找來四個記者與我對談，他們真的是把我當貴賓呢！比較可惜的是這次對談中沒有電視記者，這四位都在報社服務，下午見面的Surya則是廣播記者，他們分別是 Iman、Dian、Ratna與Agustinus，Dian參加的不是Dart Australasia與Yayasan Pulih合辦的訓練，而是另一個NGO（他忘記全名囉！）在南亞大海嘯後給予記者的的訓練，UNESCO也辦過衝突地區採訪重點的訓練，也可以看出很多NGO或國際組織對新聞與創傷的重視。

我將他們的經驗歸納成幾點，workshop開始他們的視野，因為新聞與創傷之間的關係，他們從未認知或學習過，都是在workshop中第一次學習到，會排斥嗎？他們與其他參與者的經驗是驚訝多過於排斥，因為他們是年紀比較輕的記者，很願意接受這樣的思維，包括對受害者的尊敬與對自己的保護，也體認到自己的新聞是會影響到很多人，但是他們也存疑，到底年長與編輯能夠接受多少這樣的想法。

另一個好處是他們開始建立同儕網絡，同樣參加過這些workshop的記者，較有凝聚力，也許在未來面臨重大災難採訪時，可以發揮自律的功能，至少，現在是彼此能夠分享採訪時的經驗。

這群種子學員也開始將這個理念傳遞到公司內部，下回會介紹Jakarta Post的資深編輯主任的計畫，公司同事並未有排斥的情形，雖說未能有徹底解決深層結構問題，但是受害人的權益與記者的情緒問題已經成為討論的焦點。




對於訓練的建議，他們都提到印尼的domestic violence多，所以每個記者都很難避免採訪天災人禍，包括：種族屠殺，宗教迫害，地震，海嘯，洪水等等，他們很希望有人可以針對這些種類或是大方向上製作工作手冊給他們參考，每一個步驟都能有建議，因為他們的採訪與蒐集資料的工作都是自行摸索而來，很多甚至是有錯的，但是沒有人可以協助他們，不管過去在學校或是在職場上。

另外的是他們都坦承需要一點情緒問題排解的技巧，比如說可以做哪些體操，可以盡量朝什麼地方思考，多久需要放鬆一下緊繃的情緒，如何轉移注意力在災難事件上，採訪前後可以做的準備等。總結來說，創傷素養與知識都是不足的或是未曾接觸過的，記者也希望能有這樣的資訊可以來幫助自己，無論是情緒上或工作表現上。


對於課程呈現上，模擬情境，角色扮演以及相對於室內講授之外，能夠有些動態戶外的活動，上張照片就是Dian參加的課程中，有一場戶外急救課程，他對此印象深刻，在facebook上也獨留這張照片。

還有一個是大家的共識，他們希望有資深記者可以來分享他們故事，如何面對創傷，解決情緒問題，並與新聞室協調的經驗。他們還希望能有一個hot line熱線電話，在遇到任何問題時，有可以立刻分享或討論的對象。

因為知道我主持了創傷新聞網，他們一致建議不能只在網路上做創傷與新聞的教育及宣傳，因為大多數的人沒有閒暇時間固定上網，也懶得找資訊，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面對記者，等到這些記者有基礎的認識後，網路資源就能接手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最後，Ida, Dewi 陪我一起去見在去年Dart Asia Fellowship認識的Surya,除了敘敘舊也問到在接受完訓練之後，他的工作情況， Surya是屬於中層主管，他必須份派記者工作，他說很難將所學的創傷知識與現實完全融合，他還是會要求記者要給一點衝擊較大的新聞故事，但是每做一次就會提醒自己一次是否太超過了，他也無法讓記者有公平的輪調機會，只能做一些補償或是激勵的工作，因此，Surya覺得自己並沒有做得很好，但是在我來看，他已經嘗試一些過去沒有做過的努力，也許不久的將來會影響更多人。

印尼新聞與創傷之旅（一）：介紹印尼 Yayasan Pulih

3/25/2010我戰戰兢兢坐上計程車，找一個連雅加達當地計程車司機也不是很清楚的住宅區，Pulih基金會就在其中一棟，要不是有一個布條掛在陽台上，我很難找到Yayasan Pulih，這就是今天的目的地，去年在Dart Asia Fellowship上正式認識這個久聞大名的基金會負責人Irma與成員Farida，也是Dart Australasia首先資助與目前唯一的亞洲創傷與新聞program，我一直很好奇在各種經濟條件上都比台灣弱的國家，為什麼會在2002年有一個基金會針對各式創傷事件受害者進行撫慰與治療，在2005年甚至開始注意到新聞與創傷，尤其是記者的創傷經驗與採訪受害者的注意事項，而台灣，在我的個人經驗與研究過程中，2009年88水災後才慢慢注意到這個議題。

我來Pulih主要是Cait推薦我在準備記者在職訓練前可以先來取經，Irma與Farida都已經離開，由Dewi負責幫忙安排這次的取經行程，第一天就是瞭解新聞與創傷的訓練課程（Journalism and Trauma Training），Dewi還特別把Frida找回來，他們的訓練一次進行兩天，一年大概有四次與五次的訓練，真是服務良好，不過Dewi坦承地說接了Farida的工作後，根本還沒開始訓練課程，因此，還是必須由Farida主講。為什麼印尼會對創傷如此重視，主要是印尼本身種族衝突、反叛軍與政府軍的對峙、恐怖主義活動、地震、土石流、洪水等天災人禍不斷，也因此有不少受害者，接受USAID的資助開始追蹤治療受害者，而為了避免受害者被媒體二次傷害，開始注重記者這一塊，也發現記者也有創傷的問題。

我的訪問目的就是瞭解他們的訓練課程，兩天的訓練課程包括：簡介新聞與創傷（opening and introduction）、記者的心理健全（psychological welfare of journalists）、同儕支持（peer support for journalists）、衝突與恐怖主義（introduction to conflicts and terrorism）、衝突與恐怖主義作為創傷與新聞的主題（conflict and terrorism as a trauma and news material）以及如何採訪倖存者與其家庭（interview surviors and family）。令人好奇的是，在台灣兩個小時的演講都常常沒人參加，Pulih如何一次召集20人並一次給予兩天的訓練課程，這事正在為台灣記者設計在職訓練時所面臨的困境之一。

Farida笑著說人都是靠記協的人脈拉來的，所以記者一點也不知道什麼是新聞與創傷，後來卻都對訓練課程很感興趣，因為他們在採訪受害者時的確是很有罪惡感，殘酷的血腥畫面讓他們難以忘懷，他們也擔心這是個人的問題而已，不知道受害者的心情與怎麼要求受害者接受採訪，不知道如何適當問話，不知道什麼是創傷，更不知道很多情緒上的問題可以事先預防，像台灣的記者一樣，新聞來就去採訪，採訪完就接下一個。沒有人仔細想自己的情緒不穩、腸胃不適、失眠、疏離、菸酒成癮甚至是家庭與情侶等人際關係出現問題，很可能就是因為採訪帶來的創傷造成的。

課程盡量以新聞案例作為討論題材，並讓記者先選擇他們感興趣的題材開始瞭解，Pulih所得到的反應都是正面的，雖然也有認為不當採訪受害者都是媒體內編輯台的要求與媒體間競爭的問題，記者能做的有限此類的說法，不過，在認識採訪時可能受到的創傷與避免的方法十分受用，印尼新聞與創傷之旅的第二站，就是要訪問受訓過的記者的想法，待續......

責任的開始

今年起，我開始跟已經使用多年資源的達德基金會聯絡上，也在一些場合分享研究，他們把我列在澳亞中心的大中華網絡聯絡人，十月份也邀請我參加DART ASIA FELLOWSHIPS 的講師，一方面覺得與有榮焉，一方面也是責任的開始，沒錯，除了台灣，其他華語地區還有許多記者的勞動條件與傳播環境仍面臨困境，有意義的事應該更多人來合作，更多人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