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7日 星期四
記者!你不是超人!
2011年3月16日 星期三
我可以為您做什麼?赴日採訪的記者們。
311地震發生後,很多記者通日文的、略懂日文的甚至不懂的,一律趕鴨子上架搭時間最近的飛機到東京去,這些人可能也沒想到,竟然要去採訪這麼重大的災難,也可能臨時才想應該帶什麼東西?電池、口罩、基本的飲食與水、雨衣、雨傘、採訪裝備、手電筒、免洗衣褲、衛生紙與濕紙巾、可以走泥濘的鞋子、通訊設備等。這不是個選擇題或填充題,而是必須視情境而變的申論題,我長期合作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達德新聞與創傷中心,邀請日本資深環境記者撰寫如何報導日本311災難的指南,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為了採訪福島核電廠的危機,提醒記者必須攜帶5至10人份的碘化鉀(potassium iodine capsules,台灣又稱碘片),份量要一個月左右,因為除了自己使用,還要給司機與日文翻譯,記者因為會使用部分救援物資,例如:水或食物,也可以將碘片當作回饋。記者也不能忘記攜帶止瀉劑(Imodium),避免因為衛生條件不佳而引發的腹瀉, 為了避免屍臭味,也可以帶清爽味道的鼻腔吸入器或凝膠(nasal inhalant or gel),避免過度暴露在屍臭味的不適,快速消磨自己的士氣。
採訪此種災難情境的事前物質裝備也能減少記者的心理壓力,試想如果我是赴日採訪的記者,我會擔心什麼?我會擔心過度暴露在輻射災區,是不是會身體不舒服,會不會有病變,會不會影響我生小孩,只戴口罩、穿雨衣與撐傘的簡單裝備下,大概暴露幾小時就會有危險,跑到鋼筋水泥屋就可以嗎?沖水就可以洗掉大部分的輻射嗎?問題雖不專業卻是我最想知道的,這已經讓我擔心到會影響日常生活了!回到台灣後,有人會幫我檢測輻射量嗎?後續的醫療檢測費公司會幫我付嗎?要是發生狀況,我會得到什麼補償?試想這些答案都沒有人可以告訴我,也沒有人管我的後續健康狀況,我會多麼孤立無援,這樣的不快甚至是創傷的經驗會如何影響我的工作與生活。
針對記者創傷的研究,希望記者能做好物質與精神層面的準備,因為新聞室可能隨時把記者丟到一個未知的、危險的境地,有充分準備的記者才能有彈性(resilience)面對任何挑戰,發揮創造力解決困難。記者復原力強也能持續穩定工作,有創傷素養的記者也比較不會追逐受害者,報導面向也會傾向資訊性而非感官性,對整體災民的減災與復災有所幫助,進而讓受災社區與個人都能創傷後成長(post trauma growth),對非災民則是提醒備災與防災的重要。
瞭解事前準備的重要,接下來要討論的是赴日記者的採訪困境,台灣記者各顯神通到受災區,受陷於嚴格的管制,多半在尚能與外界聯繫上的災區進行採訪,其實也就是採訪一些比較表面的題材,例如:警報聲突然響起,記者跟著跑的緊急狀況,地震與海嘯摧殘災區的畫面,或是到避難所拍攝災民,在東京的就是拼了命的追著留學生、台僑生活或是報導限電與交通減班的不便,再誇讚一次日人的排隊文化,卻沒有人報導這樣的應變措施背後的含意。記協也曾問我一個問題,記者要怎樣在日順利採訪,我那時建議記者要趕快與當地外國記者聯誼會取得聯繫,有充分資訊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例如:裝備與安全區域的資訊。而達德中心在3/14的指南中,更是鼓勵記者參與日本政府為外國記者準備的行程,是另一個可以安全抵達災區的方式。也許競爭意識較強烈的媒體可能會排斥這樣的安排行程,但是在不影響救災與侵擾民眾為主要考量,是值得媒體有所犧牲。
而記者到日本採訪的意義為何呢?在台灣,如果挺進災區是新聞室最關切的,那日本這次的災難呢?記得波灣戰爭時,當時輿論與研究都批評台灣都是美國觀點,台灣無法派遣記者常被認為是原因之一,這次日本的災難,記者可以前往採訪,為何不去呢?我的淺見是新聞室應該思考,派遣記者到日本,做的東西跟外電有什麼不同,派遣記者來到災區是想要傳達什麼訊息回台灣,想做哪些台灣觀點的新聞,對台灣的防災工作或是其他面向有幫助。如果只是要一大堆感人的故事,跟外電有何不同?要是沒有不同,為什麼要打擾災民,不得已使用災區的食物與水、石油等,更糟的是,惡性競爭害的記者為了生出獨家,必須做出一些連自己都覺得不妥的行為或新聞,違背自己意念不說,還要受到輿論批評,雙重傷害。
回到本文的出發點,可以為這些赴日採訪的記者做些什麼(包括平面與電視)?採訪災難的事前準備還可以亡羊補牢,請記者參與文後連結,而現在可以做的,我的淺見是記協或衛星公會可以協助安排記者的保險、建議或規劃避免惡性競爭的採訪限制(例如:完全遵守日本的採訪規定),歸國後的輻射檢測,減少創傷的社會支持系統或醫療,可能的職災賠償等。最後,我希望新聞室與記者能開始關切記者創傷這個議題,在記者強者文化(macho)下,承認創傷就是弱者,或是不適合當記者的思想應該轉變,面對每一次的突發狀況,無論是車禍、犯罪,或是天災等規模大小不同的事件,要預設情境做好事前準備;善用社會支持系統抒發創傷壓力,例如:宗教、同儕協助、家庭、醫療;記者本身有創傷素養與復原力,便能以復原力與成長為目標報導新聞,減少無意義的恐慌與恐怖報導。
如何採訪創傷新聞相關連結:
創傷與新聞自學專區
http://dartcenter.org/search?page=5&keys=online%20learning&x=24&y=15
Guide for Reporting the Japan Quake
http://dartcenter.org/content/guide-for-reporting-japan-quake
Japan's Triple Disaster: Resources for Journalists
http://dartcenter.org/content/japans-triple-disaster-resources-for-journalists
2011年1月2日 星期日
採訪災難與創傷事件經驗分享座談--台東場
當天的內容可以從Prezi中下載,自學手冊前三單元已經上線,第四單元也已經完工,2011年一月中即可上線,創傷團隊在放寒假前會把報導兒童與創傷自學單元整理完畢,也歡迎下載,並提供自身經驗與建議給我們。

2010年12月16日 星期四
「新聞與創傷」相關國內文獻
「新聞與創傷」相關國內文獻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譯)(2005)。《衝進新聞第一線:帶著報導,活著出來》。台北:商周。(原書IFJ, 2004. Live News: A Survival Guide for Journalists.)
簡介:於1926年創立的「國際記者聯盟」(簡稱IFJ),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記者組織,其成員遍布全球一百餘國,會員數超過五十萬人。透過與各國獨立自主的記者工會合作,IFJ已發起各種捍衛新聞自由與社會正義的國際行動。IFJ的基本精神在於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或差別待遇,並譴責把媒體當作遂行一己之私或一言堂工具的行為。IFJ主張政治、文化的自由,並捍衛工會與基本人權。IFJ是一個能藉由聯合國系統及國際工會運動,為記者發聲的有力組織,長期支持著全球各地的記者及其組織,爭取記者個人或工作權利,並成立了「國際安全基金」,以提供記者人道支援。IFJ每三年舉辦一次全球年會,在此會議中決定IFJ的政策與工作目標,平日運作則由位於布魯塞爾的祕書處總部執行,並由大會所選出的執行委員會領導。
近年來,IFJ積極致力於記者安全議題,除了組織調查委員會,主動關注全球各地的記者遇害事件,整理發表各種調查報告,以反映記者工作安全的現況與實貌,並於2003年,與國際新聞學會、幾個新聞自由團體、國際媒體與新聞工作者協會,一同成立「國際新聞安全學會」,以促進新聞工作者的安全訓練、建立相關資料。在IFJ的努力與奔走下,包括美聯社、BBC、CNN、ITN和路透社等國際大型媒體,已逐漸了解記者工作安全的重要性,並建立起相關的安全準則。不過,IFJ不以此為滿足,更進一步致力於衝突地區當地記者的安全保護,在阿富汗、巴勒斯坦、以色列等戰火連年的地區,開辦安全訓練課程。由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所翻譯的《衝進新聞第一線:帶著報導,活著出來》,就是IFJ為了讓更多得不到安全訓練與設備資源的記者,學習自我保護而編寫的出版品。
網址: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08355
陸逸馨(2008)。《在筆鋒之外─記者採訪災難後的心理衝擊》。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簡介:此深度報導關注新聞記者在報導災難後的心理調適問題。就醫學角度而言,新聞記者有可能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憂鬱症」、「濫用藥物」等其他心理問題。先前有許多文獻曾經探討新聞記者在報導戰地消息、或是目睹其他人類悲劇,如「911事件」時,產生以上疾病的情形。 當災難發生時,新聞記者同時扮演許多角色,觀察者、歷史的見證者、或目睹其他受難者的一位普通人,甚至有時記者本身也是受難者。記者應有所警惕和認知,如此不僅新聞記者們可以在災難中保護自己,同時也可保護其受訪者。 相同事件會對不同人造成不同的心理反應,此研究將探討相關因素如何導致情緒上之衝擊。透過許多資深記者分享之前親臨災難現場的過程,此篇深度報導將呈現當前記者如何調適複雜情緒、發展因應策略、和心理防衛機制。此外,本文也會討論相關風險因素、重複暴露於災難現場的心理衝擊、和台灣有哪些資源可供運用。
網址: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9zZHd/record?r1=1&h1=2
熊迺祺(2008)。《新聞記者遭遇職場暴行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簡介: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每年統計全球新聞從業人員傷亡數字,1986年83名記者殉職,發生「911」事件的2001年殉職記者103人,2004年117人、2005年147人、2006年167人,2007年175人、2008年109人,2009年1月已有10名記者被殺害。在國內,記者遭蓄意攻擊傷亡個案不多,但被告或騷擾恐嚇情形屢見不鮮。 本研究採質性深度訪談研究法,在2008年9月至2009年4月訪談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等4都會區各2名曾遭遇職場暴行的現職記者,他們分別服務於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及聯合報等4家不同平面媒體,研究發現如下: 一、類型與成因:新聞記者遭遇職場暴行的類型以司法訴訟及電話騷擾抗議恐嚇居多,肢體衝突、黑道威脅恐嚇、上級言語暴力及同業欺負等暴行也常見;年輕女記者可能遭遇性騷擾或要求交往等暴行。暴行原因大多是不滿報導內容或不滿負面行為被報導,有時會為了表明自己清白或了解消息來源而施暴;疏忽會導致連串職場暴行,而跟蹤採訪曝光後易生嚴重肢體衝突。 二、情境因素:新聞記者職場暴行常發生在新聞見報後,先電話抗議或恐嚇後才提告。記者接到恐嚇騷擾電話時,常稱自己電話被監聽或有錄音來嚇阻對方穢語,若耐心傾聽抗議電話並避免挑釁用語刺激,可防止衝突擴大。群眾運動現場氣氛被政治語言挑起後,記者容易被盲從失控的民眾誤傷,而報社立場若被認為與群眾對立,可能引發衝突。施暴者除當事人與親友外,社經地位較高者或政治人物,常會認為報導損及利益而提告,報社要求鉅細靡遺報導細節、姓名,會增加遭遇職場暴行機率,但採訪態度良好可減少發生機會。司法警政(社會)路線記者最易遭職場暴行,北部主跑司法檢調路線記者遭遇頻率比中南部司法警政路線記者高。社會記者遭遇司法訴訟、電話騷擾等各類職場暴行的比例超過六成。首度遭遇職場暴行的時間集中在擔任記者數個月至兩年。職場暴行與採訪路線及新聞屬性關係最大,也與閱報率及當事人是否接受採訪意願有關。 三、創傷後壓力症候及調適之道:記者遭遇職場暴行後普遍出現失眠、焦慮、擔憂衝突擴大或再度發生症狀,有時會夢到施暴過程,遇上與施暴者特徵相符人事物會嚇一跳,更怕見到對方或回到衝突現場,若碰上工作壓力,壓力會更大,若報社支持,壓力能減緩,施暴者若是採訪單位,記者會擔心未來會跑不到該單位新聞。通常,記者遭遇職場暴行後不告訴家人,但會擔心施暴者騷擾家人。專心工作轉移注意力或運動爬山是常用壓力調適方法,向人傾訴則是最好的調適之道。 四、預防暴行方法:新聞記者都有一套避免遭遇職場暴行方法,除採訪時察言觀色、態度自律,站對位置及選對時機採訪拍照,避免在採訪現場落單、減少對採訪對象的刺激,把可能被群眾誤認立場對立的公司標誌拿掉,都是避禍方法。報導時公正不虛構偏頗,注意平衡及遣詞用字,不揭露新聞事件當事人全名,都是方法之一。各報社均未主動指導記者如何避免職場暴行,但在暴行發生後會關懷並提供法律諮詢協助,記者避禍方法全靠自己在錯誤中學習或同業與前輩經驗傳承。 本研究建議有八點:(一)加強媒體與記者新聞自律。(二)加強記者專業及法律素養。(三)強化記者受暴經驗交流。(四)強化媒體風險管理。(五)媒體增設心理諮商師。(六)推動記者證照制度。(七)媒體、記者及民眾再教育。(八)媒體要重視新聞記者工作壓力與職場暴行相關課題。
網址: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9zZHd/record?r1=1&h1=1
李惠仁(2009)。《紀錄片:睜開左眼》。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作品創作報告。未出版。
簡介:《睜開左眼》真實紀錄了國內四位電視台記者太短又太長,太急又太慢的職業生命。都說記者是無冕王,其實他們像乞丐般一整天蹲在特偵組前面,只為乞求一個不到5秒鐘的約談畫面;或者配合業主拍攝美美的業配新聞。對於一個擔任15年把最精華的人生歲月都給了新聞工作的電視新聞攝影記者來說,究竟「什麼樣的事物是生命當中最重要的註腳」?長久以來,觀眾所看到的電視新聞都經過了不只一道的壓縮與過濾,事件真實的樣貌當然是難以窺視。不過在這部紀錄片當中,我們清楚看到了目前商業電視台無法避免的「業配新聞」究竟如何產製?而這些站在第一線見證歷史的攝影記者們又是怎麼面對?如果我們把電視媒介生態當成一幅拼圖,那麼「電視新聞攝影記者」與「新聞產製過程」無疑的是兩片重要的拼圖,而紀錄片《睜開左眼》就剛好適時的把這兩片拼圖擺到他應有的位置上。
網址: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9zZHd/record?r1=1&h1=0
許瓊文(2009)。〈新聞記者採訪報導受害者應面對的新聞倫理:多元觀點的論證〉,《新聞學研究》,100:1-55。
簡介:新聞記者喜歡追逐採訪受害者與家屬,無視於二度傷害與新聞倫理,常常受到輿論批評,而記者應該如何採訪受害者與家屬才能避免二度傷害,符合新聞倫理?本文發現一般新聞倫理理論所提倡的目的論(teleological),在訪問受害者的情境中是有問題的,在深度訪談受害者並與心理、社會、法律與新聞從業人員進行焦點團體後,本文建議增加採用傾向於義務論(deontology),及現代康德主義中尊重自我決定為採訪受害者的倫理哲學基礎,發展出符合情、理、法的採訪原則。
網址: http://mcr.nccu.edu.tw/
王靜嬋(2010)。《「社會支持」模式於新聞從業人員採訪創傷新聞事件後壓力調適之關係初探》。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簡介: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國內新聞從業人員在採訪創傷新聞事件後,是否亦間接地受到 創傷壓力所影響;又,社會支持與記者的創傷壓力調適有何關聯;而至今國內新聞界在記者創傷議題這部分的認知與作法處於何種階段。在研究方法上,採用質化的深度訪談法,訪談了包括文字記者、攝影記者以及主管職位等13位國內電視新聞從業人員。
研究結果發現,普遍而言,國內電視新聞從業人員所承受身心壓力都較一般人來得高,而部分曾經採訪過重大創傷事件或創傷受害者的記者,更可能經歷深層的創傷壓力徵狀,包括侵入性回憶、逃避、高度警覺等。另外,部分受訪記者對創傷新聞事件的反應冷靜,可能源自記者良好的心理建設,但仍有記者是因為同儕壓力、尋求榮譽感或生計壓力等原因,而必須表現勇敢、甚至漠然,此亦可能為創傷壓力反應的一種。容易造成記者創傷壓力的新聞事件主要包括兩類,一為重大災難,一為看似平常、但可能對個別記者影響深刻的普通新聞事件;而易造成創傷壓力之新聞事件特性包括事件本身的嚴重度、記者深入了解新聞故事、與記者關係密切的人成為新聞主角、具情感張力的畫面。最後,個性、性別、路線、職位、電視台定位等變項可能影響記者是否容易面對創傷事件並受創傷壓力所影響。
接著,研究發現記者主要以「自我調適」與「尋求社會支持」兩種方式來應對可能承受的創傷壓力。在自我調適的部分,受訪記者以「娛樂」以及「重新定義生命或工作價值」的方式,來調整自己的狀態。在尋求社會支持的部分,首先,不若國外文獻對同儕支持的全面推崇,國內記者認為同儕支持主要能夠滿足資訊層面,但對同儕支持所提供的情緒支持仍有遲疑,可能與國內新聞圈的競爭激烈有關;第二,記者認為新聞組織能夠、也必須提供全面的物質支持與資訊支持,但由於現今不論是第一線記者或新聞主管,對記者創傷議題仍不熟悉,因此大部分受訪記者對組織是否能提供情緒支持採保留態度;第三,國內電視記者已不排斥尋求專業支持,但這方面的資訊相當缺乏;第四,雖然記者在擔心傷害家人的情況下,對家庭較不提及自身所承受的創傷壓力,但家庭仍提供了記者深層的情緒支持;第五,宗教支持為國內記者能夠舒服地吐露自身壓力的管道,提供了全然的情緒支持,此為國內新聞脈絡較特殊之處。
再者,國內新聞界雖已開始對記者創傷議題開始有初步的認知與作法,但整體的普及度與實行度仍不高。本研究在理解國內情況與參考國外各新聞組織的作法後,對國內新聞界在記者創傷議題可能能夠努力的方向,提出了若干建議。最後,亦在思考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後,對未來學術研究提出幾點建議。
網址:http://thesis.lib.nccu.edu.tw/cgi-bin/cdrfb3/gsweb.cgi?o=dallcdr
2010年9月21日 星期二
追風的記者
記者颱風天出門採訪,把最新的狀況告訴守在電視機前的觀眾,冒著危險與身體的不適(想想看強風、豪雨與泥濘的水淹到胸口的感受),實在是值得敬佩,電視機前的觀眾,有的人是有家人在危險區域,有的純粹關心風雨到底多大,記者的資訊便很重要。觀眾大概也習慣了記者會來一些個人秀,尤其瘦小點的記者會被風吹著跑,會驚叫連連,但是這些記者(或是他們的長官)可能覺得這樣還不夠看,所以希望風要更強一點,雨要更大一點,浪要更高一點,最好觀眾看到下巴掉下來,所以就導致記者更苦命點。(以下案例來自不同新聞台)
有一則新聞,某台女記者跑到陽明山上的一處停車場現場報導風雨有多大,風雨當然大囉!在那麼高的山上,四處又很空曠,這則連線就看著記者被風吹著跑,雨打到身上的可憐模樣後,就把現場又交還主播,主播也不免憐憫一下在外的記者,並向觀眾吹捧自己的團隊有多辛苦、認真與專業。我的疑問是風雨真的很大是沒有錯,但是報導停車場的意義到底為何?裡面也沒有遊客,也沒有可怕的自然災害,只是為了看記者的風雨秀嗎?
另一則新聞,在花蓮,那風真的是嚇人,吹的那個記者足足蹲在地上好幾分鐘,也看得出記者真的是站不起來,記者蹲太久,到後來全家都跑到電視前面品頭論足,最後父親發言了,那個記者為什麼要躲在那麼不安全的地方--是輛車子跟建築物間的風洞,風看起來明顯大很多,父親開始建議:要不就整個人到車子旁邊去,要不就是到建築物這一側。沒錯,我們的記者就是追風的記者,同樣一個區域,就是要到那個風最大的地方,即使那裡沒有人會故意走過去,因為一看就知道不安全,記者還是得過去,不然畫面上就輸人輸陣。
接下來這則新聞,應該是較高境界了,在高雄,這個記者把自己暴露在危險的街頭,也可能是因為現場有高樓強風的關係,那一區真的特別危險,旁邊已經有倒的亂七八糟的招牌、鐵皮、樹枝等等,反正一看就不是安全的地方,這一趴記者沒事,下一趴我已經聽到主播說,那位記者受傷了,當然也再次稱讚記者的專業。
最後這個案例,我只能說到達這個地步,記者應該是可以功成身退,可惜是住院收場,有位攝影記者為了採訪在路邊不支強風的機車騎士,不小心跌了一跤傷到肋骨,好像有氣胸的現象,講話有氣無力,但還是要接受自家記者的一連串訪問。電視台為了稱讚記者們的敬業,就把他當時拍的拍攝帶直接播出,就看到文字記者看到騎士趕快衝上去訪問,嘴裡還不停催促提著笨重攝影機的攝影記者快一點,大概就在這個時候受傷的。
這四個案例剛好說明現在的惡性循環:(一)風雨一定要大,管他那個地點有沒有人住,是不是荒郊野外,或是因為特殊地形形成,只要可以把記者吹到不支倒地即可,再這樣下去沒多久就會有記者在颱風來臨前夕登玉山,颱風來時再展現當地的疾風惡雨;(二)記者一定要倒,最好是可以現場演出逃生記,爬的、跪的、坐的、躺的都沒關係,就是要讓人為他捏把冷汗,如電影般的情節;(三)記者受傷,記者也是人,這樣在風雨大、環境惡劣的地方很難全身而退,一見血光,新聞室就會開始大量露出,一再重播當時的惡劣情境;(四)記者變成受訪者,因為太過嚴重反而變成被採訪的對象,新聞室會開始做花絮,英雄化記者的採訪行為。
但是,記者一定要冒著樣的危險嗎?日本災難與媒體之行時,採訪NHK的播報局的災害中心,資深記者入江小姐提到,NHK不允許記者去海邊拍海嘯或是危險的海浪,因為他們勸民眾不要前往,當然不能自己先給不當示範,這讓我想到台灣的記者在風雨中,聲嘶力竭的呼籲,請民眾不要接近這些危險地區的荒謬。難道NHK就不拍嗎?當然拍,他們在晴朗的時候必須去找安全的制高點,可以拍到海岸邊的情形,要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逃生或是相對安全的地方,若是海嘯侵襲的地區,就只能以無人攝影機代替,因為記者的生命是無價的,NHK不能再忍受像雲仙岳火山爆發時記者不幸罹難的事件發生。
在台灣,都是要發生一件事情,同樣案件才不會發生,而類似的案件還是會層出不窮,例如:平宗正事件並沒有帶來多大的警惕,因為那只是分洪時候發生的慘劇,下次採訪分洪要特別留心即可,新聞室主管或記者很難聯想到採訪颱風也會有類似的情形,所以必須避免記者不必要的涉險,而記者因為跑新聞心切,也常常忘記自身的安危。這是需要平時討論與準備的,就像地震來了要躲哪?必須依據所在地的不同,討論要如何保護自己,選擇相對不危險的地方避難,而不是地震來了才慌成一團。每個新聞室都要有採訪天然災害的守則,並在平時與記者一起演練與討論,可能會發生哪種狀況,如何趨吉避凶。最重要的還是新聞室要尊重記者的勞動權益,記者要居安思危,不要逞一時之勇,留下遺憾。
2009年11月6日 星期五
有了口號,少了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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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致各新聞自律、新聞諮詢委員:
本會「新聞自律執行綱要」增修第三章第四條「災難或意外事件」處理條文,
業經98年11月3日(二)第十一次新聞自律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衛星電視公會 雅婷 敬上2009.11.06
新聞自律執行綱要完整版(如附件),亦公告於公會網站-http://www.stba.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9&Itemid=68
增修條文(如附件P5-P6或參閱下述):
參、分則
四、災難或意外事件處理:
1.應在封鎖警戒線外採訪、報導,避免妨害救難(援)工作之進行。急診室亦屬警戒範圍,未取得當事者或院方同意前,記者不得進入拍攝採訪。即使進入拍攝,亦應注意儘量不做「侵入式」採訪、拍攝。
2.在靈堂、救災指揮中心等,均應避免「侵入式」採訪、拍攝。
3.採訪罹難者家屬或傷者時,儘量在不傷害當事人的情況下抱持同理心,以審慎的態度與專業的技巧,進行採訪、拍攝,並且尊重受害者及其家屬之感受,避免造成二次傷害。
4.考量災難事件受害者/家屬的身心衝擊,避免加重心理創傷,報導製播時注意下列數點:
(1)避免過度呈現令人驚懼的畫面,對於意外災難現場所拍攝到的影像,必須加以嚴格審慎篩選後,才得以播出。
(2)對於意外災難事件之慘狀、或暴力攻擊之血腥效果,不做特寫拍攝,若無法避免拍攝,須在後製剪輯予以處理。
(3)勿過度使用悲傷者痛苦、哀嚎的影像,若有必須使用的理由,務必經過審慎過濾並且絕不濫用,或過度重覆播放。
(4)悲劇或災難發生一段時間之後,在畫面與報導篇幅比重上,應謹慎考量災民心理傷害,避免引發負面效應。
5.注意使用影片畫面之時效,加註字幕說明,以免引起誤解。
6.遇有重大災害或大量傷患,應向事故權責單位取得傷患名單、傷亡狀況及救治情形。
7.鑑於媒體的報導易引發受害者「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 Stress Disorder, PTSD)」,媒體應加強在職教育,進行災難新聞採訪、拍攝、製播之專業教育訓練,協助媒體工作者了解受害人心理,減少傷害、誤解和衝突。
8.鑑於災難傷亡現場對採訪記者亦可能造成心理創傷,媒體應提供採訪記者事前以及事後之心理諮商或協助。
2009年10月21日 星期三
奇玉的奇遇
風雨 by 盛奇玉
2007年1月19日,踏入新聞圈的那天起,我從沒有什麼遠大的抱負,早上五點的上班時間,久而久之也成為習慣;早就忘記大學四年學來的新聞概念理論,但每每看到努力為新聞付出的工作人員,總是會有一股說不出的感動與敬意,我想,也許這就是這個行業能為廣大社會能盡到的棉薄之力吧。
無時無刻發生的天災人禍,畫面總是令人心驚,從中正紀念堂更名的民眾開車衝撞記者,血肉模糊的心痛,我仍舊記得那天近中午時的震撼,不斷反覆重播,下班後我躲在房裡繼續開著電視,太多的疑問和衝擊在腦海裡盤旋,我只能選擇逐漸不去關注逐漸淡忘,逐漸選擇這樣去面對所有影響自我的撼動;而今年8月8日的莫拉克風災,卻意外成為我這生揮之不去的記憶。
以為是一如以往的風災水禍土石流,可以自我處理得當,也不受過多新聞畫面上的影響;一夜之間的毀滅斗大的標明在報紙頭條、成為各節新聞爭相報導的重點,完全消失的村落、找不著的親人、驚嚇過度的面容,災情像是綿延的長城不斷傳出,死傷失蹤人數成倍數以百人計算;一直試圖淡然面對,不想因為工作影響自身產生過度的情緒,哭聲喪臉不斷湧入我的雙眼我的耳朵,太過震撼的山毀地滅、太過傷痛的哀嚎與麻木無法言語的神情,沒有辦法回神,就像,我是他們。
開始,只是和同事朋友們不斷討論這場災難的可怕;接著,我沒有辦法鬆懈工作後的情緒,下班後仍舊盯著電視追著每個災區的進展,想要轉移注意力的舉動,只是導致我不斷眼眶帶著淚的上網發呆,夜晚無法熟睡,閉上眼睛只記得一張張電視上的臉孔和哭喊的聲音。誰也沒有預料,這場風雨的結尾如此殘暴。習慣冷眼相對的態度竟也派不上用場,找不到出口的知覺在腦海裡四處碰撞至今,想起那些天的畫面只想讓人逃開選擇視而不見避而不談,或許半年一年後就不再容易引起觸動。
以為,什麼都不能做的我們,因為跟進了各台搶做的協助災民Call In而有了一絲可以助人一臂之力的小小希望,也許我們可以在急難瞬間挽回某個人的性命和他的家庭;早報製作人的一句「為什麼要通報?」卻開始毀滅我所期待的;難以置信這樣的回應,我不想放棄的去詢問同事、長官,得到的答案僅僅是搖頭、聳肩、「不知道」,一次一次的回應,一次一次加深我的憤怒與不安,甚至默默比起要我別再說的「噓」的手勢,找不著出路的茫然,突然發覺自己深陷在一個共犯結構之中無法脫離干係。
部落格文章的撰寫,純粹是一份心情的宣洩,誰也料不到最後會造成如此大的流傳,8月12日晚上的一通電話,長官的遣責、要求文章關閉並要我們休假暫時不要上班,錯愕得腦子空白,全身緊張得發抖,這是怎麼一回事,無法冷靜處理的情緒,開始慌張啜泣。終於度過的夜晚,8月13日開始不斷接到長官的電話,只是說明公司目前的進展,要求我們寫下內部給董事長的道歉信,我們卻不能寫出真正的情況與實話,為了一份餬口養家的工作,只能接受照辦,以為一切就會漸漸平淡和緩,也能恢復以往的生活,長官卻更進一步要求我們將道歉信放上部落格公開,並要做成新聞帶播出,無疑是賞給我們一個耳光,原來為了五斗米折腰求生還包括要出賣自己的人格與誠信。
其實在事發之後,我們也料想到,也許這份工作已經不保,只是一切還在未定之前,人心總會存在一點小小的期待,只是很快的,不出一週已經收到公司寄來的免職存證信函,是我生性懦弱吧,我在知道免職的消息之後除了氣憤茫然,仍是帶有徬徨無助,像是無頭蒼蠅在空間裡撞牆打轉,但矛盾的是,自己說出的是實話,而實話似乎這樣的社會體制之中不太管用也不太需要。
慶幸的是,有蘇彥文律師的熱心幫助及兩週後記者協會主動找到我們,就像是一艘大船打撈起濕透無力的我們兩人,還召集許多團體來給予協助與建議,這支強心針讓我們不再那麼擔憂面對眼前不斷突發的狀況,也能定下心思好好分析處理並想出解決的方式。
這樣的一起事件,改變我對原本新聞工作人員應擁有的熱情與堅持,從來也沒有想過一份企業應盡的道義責任可以如此被忽略,更沒有想過一聲聲民眾的哀求哭泣可以如此被草率處置,新聞所處的立場應是一種公義公平,而不是搶收視率為先;被免職被提告的下場,也讓我難以相信這是現在社會的邏輯,說出實話是一種背叛公司出賣同事的行為,我們成為被指責的抓扒子,我們是否也要教育下一代遇上錯誤的事情要包庇縱容,才是明哲保身之道,套一句穆導說過的話「如果說實話是錯的,那這個社會怎麼辦?」
後記:其實,約莫中秋前週就答應瓊文老師寫這篇文章,遲遲拖稿,好聽點的理由是新工作的忙碌而導致,真實的原因是我實在不願回想過去一個多月來的種種,但我心底清楚明白也許這樣的撰寫會成為一個情緒出口,好解脫我在死路裡打轉的困境,隨著文章的完成和新工作的熟悉,我原有的憤憤不平與無奈悲觀,開始有些不同的觀點,至少有敢於談論有樂觀祈盼的勇氣,想起那些受苦難的畫面也不再感覺心痛窒息,原來遇到了阻礙的石頭,我們不一定要搬移可以繞道可以換路而行,也許某個年月我們有了解決的智慧能力再回過頭處理個痛快;只不過以為將雨過天晴的樂觀並不長久,直到10月12日當天下午兩點,新工作的主管面色凝重的告訴我因為公司有人力配置上的問題,很遺憾的通知我只能做到10月15日,一直自認工作積極負責,連同事們也替我抱屈不平,好心同事探到口風,原來仍舊脫離不了與年代事件的干係,只是公司必須用另一種完美無破綻的說辭好驅離我這個麻煩人物,不怪他們卻又同時讓我陷入一個難以釋懷的情境,無形之間我已經背起造反者叛亂者的枷鎖,人人避之。突然我不是那麼了解這個社會生態,我們抱著一股熱誠衝進大染缸後,究竟都把自己變成怎樣形式的人物;幸運的是老天上帝眷顧,透過記協的熱情小海介紹,認識曾為記者的富美,她勇敢面對自己的經歷去選擇爭取自己的想要,踏過層層難關終在兩年後的今天有一點希望的曙光,我明白了,沒有什麼值得我那麼關注與頹喪,情緒波動雖難以避免,卻可以更正向的解讀,勇敢去接受所遭遇的困難,順應著腳下道路直行或彎曲,盡管在迷霧之中總不致於墜谷,終是能見到陽光,雨過天晴。